固定地点出租充气娃娃该当何罪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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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宇震

据外媒报道,近日爱尔兰一家妓院创造性地正式出租性爱机器人玩偶,每小时收费100欧元。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当下,该类新闻已司空见惯。但对于性观念尚不开放(至少公共治理上如此)的我国,如果发生此类行为,则其合法性,尤其是刑事合法性或有疑问,笔者拟就此展开探讨。

一、集中出租行为的性质

质而言之,出租性爱机器人是一种商品的交换行为。在此过程中,所有人通过转移所有权或使用权给相对人以获得对价(金钱),相对人购买或租用该商品并使用以最终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经济学中的商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商品指的是有形产品,广义的商品还包括无形服务。性爱机器人作为有形产品并无疑义,但其是否暗含服务性质则存在问题。笔者认为,性爱机器人本身的使用并无服务性质可言,但出租性爱机器人的行为则同时具有出租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性质。所谓服务,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它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

由此可见,提供服务要以提供劳动的非物质形式做出,且提供者最终要归于自然人而非机器,因为机器无劳动可言。因此,性爱机器人本身虽然满足购买者或出租者的生理需求,但其并不是以提供性服务的形式,而是本身的物质使用属性使然。相反,出租性爱机器人则除了有形产品的提供外,还需要出卖人或出租者提供完成商品交易所必需的相关服务,如经营场地、供货收款等。因此,出租性爱机器人除了构成出租有形产品外,还含有提供无形服务性质。

二、现有刑法规范无法评价

在出租有形产品层面,出租性爱机器人可能与淫秽物品类犯罪产生关联,在含有无形服务层面,其则可能与卖淫类犯罪产生关联。但纵观现行刑法,并无条文能够对其恰当评价。

首先,性爱机器人难以认定为淫秽物品。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由此可见,刑法重在规制具有描绘或宣扬功能的图书音像制品,而性爱机器人则并不具有上述特征。

并且,性爱机器人作为一种产品,同其他性爱产品一样,意在解决人类的生理需求或达到节制生育的作用,对社会而言并无危害,完全没有将其认定为淫秽物品的法理基础。因此,出租性爱机器人不能构成淫秽物品类犯罪。

其次,出租性爱机器人不能构成现存之卖淫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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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卖淫的本质是指金钱与性服务的交易。如上文所言,性爱机器人本身并无服务可言,所以出租性爱机器人虽然含有服务性质,但该服务是完成商品交易的服务而非以性爱机器人为手段提供性服务。并且,性交易主要指性器官的结合或接触。性爱机器人不具有生物属性,不存在所谓的性器官,难以说使用性爱机器人是与他人发生性关系

第二,性爱机器人虽然是人工智能的产物,能够满足人类的性需求,但其终归是没有思想的零件组合物,只能够按照固定的程序运作,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因此,性爱机器人无强迫、引诱可言,不可能构成卖淫类犯罪中的强迫卖淫罪和引诱卖淫罪。

第三,从刑法条文来看,卖淫类犯罪的罪状表述中均以“他人”为对象,强迫、引诱行为及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也明显是针对自然人,且刑法在组织卖淫罪中规定了组织未成年人卖淫的加重情节以及伴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数罪并罚的提示性规定。因此,从整个刑法条文的表述看,刑法所预先设定的卖淫人员均为自然人而非无思想之机器人。

最后,虽然刑法文本认为卖淫人员为自然人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该刑法本意已经在立法条文中贯彻如一。如果将性爱机器人也扩大解释在内,则会破坏整个刑法文本的体系性,使得条文前后矛盾、词义混乱,故该类行为也无扩大解释入罪的可能。

三、是需要刑法规制

如上所述,该类行为无法定罪处罚,但是否需要刑法规制,则仍需思考。犯罪的本质在于社会危害性,刑事立法便是将具有刑法规制必要的、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抽象化为犯罪的过程。反观出租性爱机器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以运行模式为标准区别对待。卖淫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对伦理风俗的侵犯,具体言之,便是人类的性羞耻心。

因此,刑法不处罚卖淫嫖娼者本人,只处罚组织、引诱等加功他人卖淫嫖娼的行为人。因为对前类行为而言,其以自己为受害者,难以说其对自己的性羞耻心产生了侵害。而后一类行为则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风俗和他人的性羞耻心产生侵害,需要国家动用刑法进行处罚。以此为标准,笔者认为,对于单独出售或出租给个人用以解决生理需求、不提供使用场所的经营行为,比如普遍存在的性爱设备自动贩售机等,其并无社会危害性,也不影响人类的性羞耻心,相反,可以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因此并无入罪的必要。

但对于以类似妓院的模式将性爱机器人当作卖淫人员供他人使用,并且集中提供使用场所的经营模式,笔者认为这侵害了人类的性羞耻心,也侵害了伦理风俗,具有刑事规制的必要。但如前所述,该类行为不触犯现行刑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应秉承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不得定罪处罚。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刑事政策和刑法规制的必要,则需要立法者对该问题做出回应,为刑事制裁提供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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